1937年底，郁达夫写给文学青年程力夫的短信：“我们这一代，应该为抗战而牺牲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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印度尼西亚棉兰郁达夫纪念馆中的郁达夫铜像。

曹师韵摄

今年是现代著名作家郁达夫诞辰130周年。读者印象里的郁达夫，多半是《沉沦》中苦闷迷惘的少年，或是发表《毁家诗纪》的激愤名士。实际上，作为新文学团体创造社的发起人之一，郁达夫是当时中国文学界无可争议的领袖之一，在海内外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。

抗日战争爆发后，郁达夫在民族危亡之际走出书斋，辗转浙东、皖南抗日前线，以战地记者身份记录中国军民的不屈抗争。1938年末，他远赴新加坡，应邀主持当地华文报纸的副刊工作。直至1945年殉难于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，郁达夫再也没有踏上故国的土地。人生最后7年间，身在南洋的郁达夫以笔为戈，为抗战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

编副刊，育新芽，团结革命力量

郁达夫之所以远走新加坡，意在“上南洋去作海外宣传”，动员更多侨胞支援抗日战争。起初，郁达夫担任《星洲日报》早报副刊《晨星》和晚报副刊《繁星》主编，后接编和创办马来西亚《星槟日报·星期刊》、《文艺》双月刊等报纸副刊和杂志。

在新加坡生活3年有余，郁达夫为侨胞的抗日运动和华侨文化的发展倾注了全部热情。他不仅主编各种报纸副刊、参加大量社会工作，还写下包括政论、随笔、诗歌、文艺评论等400余篇。抵达第二天，他就写下政论《估敌》，坚信“最后胜利，当然是我们的，必成必胜的信念，我们决不会动摇”。这些文字不仅极大地鼓舞了当地民众的抗日热情，也对国内的抗日宣传起到强有力的支撑作用。

郁达夫在接编《晨星》时说：“这一块小园地，若能在星洲，在南洋各埠，变作光明的先驱，白昼的主宰，那岂不是祖国之光，人类之福？”正是借助这一块园地，他团结、培育了温梓川、冯蕉衣、铁抗、王君实等一大批青年作家，为新马华文文学留下宝贵的种子。

1941年末，日军轰炸新加坡。当地群众掀起抗敌热潮，“星洲华侨文化界战时工作团”应时而生，郁达夫被推举为团长。著名报人张楚琨白天和郁达夫一同演讲、慰问星华义勇军，晚上看到他熬夜编辑副刊，不禁赞叹，郁达夫在轰炸中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，从来不曾有过畏惧，他瘦削的躯体里爆发出火一般的生命力，“我仿佛看到一个在为希腊自由而战的拜伦”。

郁达夫在新加坡期间，老舍、郭沫若、王昆仑、孙师毅曾经联句一首相赠：“莫道流离苦，天涯一客孤。举杯祝远道，万里四行书。”郭沫若还附了数行短信：“达夫：诗上虽说你孤，其实你并不孤。今天在座的，都在思念你，全中国的青年朋友，都在思念你。你知道张资平的消息么？他竟糊涂到底了，可叹！”

郁达夫之所以“不孤”，不仅因其过往的创作，还因为他在新加坡坚持文化抗战的功绩，不论祖国的故交旧友还是未尝谋面的文学青年，大都看在眼里。张资平同为创造社核心成员，曾与郭沫若、田汉、成仿吾、郁达夫等人一起为新文学作出重要贡献，却最终沦为汉奸国贼。不胜痛惜之外，郁达夫也以之为鉴，更坚定了抗日的决心：“时穷节乃见，古人所说的非至岁寒，不能见松柏之坚贞，自是确语。”而他自己，就配得上这样的确语。

匿真名，护同志，坚持抗日斗争

1942年初，新加坡沦陷。郁达夫与胡愈之等20余位从事抗日宣传的文化界友人同船撤离，抵达当时还是荷兰殖民地的苏门答腊。帕亚昆布是郁达夫人生的最后一站，在这座意为“草地沼泽”的荒凉小城里，他化身酒厂老板，借被强征做翻译之机，与日本宪兵周旋。

据张楚琨回忆，郁达夫冒着危险摸清宪兵队每一个人的性格、嗜好和习惯，“不少华侨因做买卖押到宪兵部去，他说了几句，就放了”。作家高云览因为一件小事被扣，就是郁达夫保释的；陈嘉庚遭到日军搜捕，也是郁达夫用计支开宪兵队，掩护了这位爱国侨领。

我们难以估量，化名“赵廉”的郁达夫承受着怎样的压力：白日里要左右逢源，夜里也要提心吊胆。他晚上睡在宪兵部，因为害怕自己的梦话暴露身份，只得和同屋的日本宪兵交好，以常做噩梦为由，请对方在他说梦话时马上叫醒他。就这样，郁达夫在宪兵队建立起一张紧密的关系网络，因为有他的庇护，帕亚昆布成为流亡文化人的落脚之处。

然而，郁达夫的身份到底还是暴露了。宪兵队里熟悉新加坡文化界情形的翻译洪根培早就认出“赵廉”就是郁达夫，只因想从他这里获取利益而未马上告发。他央求郁达夫为自己做媒，当郁达夫得知女方是自己从新加坡一道逃难而来的朋友的未婚妻后，即便明知有被揭穿的风险，还是坚定地予以拒绝。洪根培一面向宪兵队告发郁达夫，一面利用宪兵队将郁达夫的朋友抓了起来。经过郁达夫斡旋，这位朋友马上就被释放了。

当自己的生命都掌控在敌人手中时，这样的义举弥足珍贵。但自此之后，郁达夫就一直处于日本宪兵监视之下。他自知无法脱身，便劝说朋友们迅速撤离。这些朋友大多等来抗日战争的胜利，为新中国的文化事业作出了贡献。

翠柏绿，风骨存，闪耀民族精神

郁达夫自己，又何尝没有等来战争胜利的消息呢？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。这天晚上，郁达夫在当地华侨侨长家里收听了电台广播。次日清早，他就跑去酒厂，兴奋地宣布了这一消息。此刻的郁达夫还不知道，战争的胜利，反而将他的生命推向尽头。

1945年8月29日晚，郁达夫正与友人在家闲话，一名青年突然造访。郁达夫和他说了几句话，就向大家告辞，说出去一趟再回来，从此杳然无踪。近一年后，著名报人、同在苏门答腊的邵宗汉自联军总部情报处得到消息：据日本战犯供述，郁达夫于1945年9月17日与数名欧洲人一起被日本宪兵枪杀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这一说法成为学界共识。直到1985年在浙江富阳召开的纪念郁达夫烈士殉难四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，日本学者铃木正夫发表了调查报告。

根据铃木正夫的调查，郁达夫在离家当夜就被杀害了。他并未死于日军高层的命令，是宪兵队队长怕郁达夫太了解自身底细，命令手下将其杀害。屠杀发生整整40年后，加害者亲口向铃木正夫坦白了这一事实。“战争将人类驱迫向疯狂，所以我们需要作出努力，使得今后不再有战争发生。”在调查报告中，铃木正夫这样写道。

彼时，战争已然结束，日本侵略者为了掩盖自身罪行又犯下新的罪行，这已经不能用战争狂热来解释了——与之相反，这是侵略者在战争狂热过后深思熟虑的结果。这种谋杀知情者以逃避审判的恶劣行径，让人无法原谅。

同在战争之中，郁达夫从来没有为了自保而违背良知，他的人性光辉从未被战火掩盖。郁达夫既是为挚爱的祖国，也是为人道主义信仰而牺牲。他的死，与他生前的功绩一道，将永远成为一座丰碑。

（作者为吉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张一帆）

《人民日报》（2026年04月03日 第 17 版）